雍正如何夺帝位:斗争时假拜佛当居士

雍正(爱心觉罗·胤禛)可谓是一个饱读内典、深明禅学的“佛心天子”。他曾给自己取了“破尘居士”、“圆明居士”之号,将自己装扮成不好杀、不邪淫、不饮酒、不贪财的佛爷皇帝。尽管人们常说他谋父逼母弑兄屠弟,为政苛猛。与乃祖相比,雍正帝可说是高明得多,他不是为遁世出家而为佛,而恰恰是把居家修道作为障眼法,在诸多兄弟瞪眼讧争储君宝位时,居然最终力克群雄,神不知鬼不觉地登上了金銮宝殿,实在大出天下意料之外。然后,就是“十年未谈禅宗”。

让时间之舟驶回1708年的港口。这是康熙四十七年,九月四日,布尔哈苏台行宫。随从皇帝塞外巡幸的诸王、大臣、侍卫、文武百官,齐集行宫前,康熙帝宣诏:废掉允礽皇太子位。然后五十五岁高龄的康熙抑制不住悲愤的心情,顿时老泪纵横。半年之后,允礽又被复立为太子。三年半后,五十八岁的康熙再次以一纸诏书将允礽的太子废掉,并且从此绝口不提立皇储之事。

允礽是康熙的谪长子,国语骑射样样精通。可是为何做了三十多年的皇太子,最终被废掉呢?原来,康熙认为太子不仁不孝,尤其不能容忍的是,允礽为着早日登位,竟想图谋害己。太子之所以废而复,原因在于,允礽被废,诸位兄弟虎视眈眈,都想谋取太子位。康熙觉得,倒不如再把允礽抬出,以绝诸子之望。至于他第二次废,只能怪他自己。

废太子后,大概是康熙想冷眼观察一下,进一步物色适当人选,或者他认为明立太子不如效仿祖制,死前不立储君,而留给死后,让大臣诸王共同推举,这样既可避免出乱子,自己也落个晚年清静。但不管怎样,结果却令康熙大失所望:诸位皇子各显神通,而为捞太子位不惜手足相残!康熙一生共生了三十五个儿子,除十一人夭折外,序齿的就有二十四人。

截止第一次废太子时,除早夭和没出世的外,包括允礽在内共有十六人。其中最大的庶长子允禔三十七岁,最小的允祎(第二十子)才两岁。这就是说,自康熙第一次废太子后,除年幼者外,其余诸皇子如允禔、允祉(第三子)、胤禛(第四子)、允祺(第五子)、允祚(第六子)、允祀(第八子)、允禟(第九子)、允 (第十子)、允祹(第十二子)、允祥(第十三子)、允(第十四子)等人谁不渴望被册封为太子?

尤其是允禔,自认为身居长子位,才华横溢,备受父皇垂爱,总以为自己出人头地的时候到了。废嫡必立长,使允禔更加得意忘形的是:康熙在废掉允礽前后,总是让他留在御前保护父皇安全。父皇这样信任自己,莫非是想立自己为太子?于是允禔提议废掉允礽!谁曾想康熙一听却大大伤心。

他认为允禔用心太险恶,故在拘押允礽当天就宣布:“我以前命令允禔侍卫朕躬,并非想立他为太子。允禔秉性躁急愚顽,岂可做皇太子?”这使允禔大失所望。与此同时,聪明能干的皇八子允祀大逞其“组织才能”,到处拉帮结伙,连碰了一鼻子灰的允禔也转而支持他。允祀同党纷纷举荐允祀,使康熙皇帝深感事态的严重性,结果,他龙颜大怒,竟将允祀软禁起来。

昔日的“圆明居士”摇身一变,成为雍正皇帝

允禔、允祀太过锋芒外露,自然不讨康熙喜欢。当然也就与储君无缘。胤禛与允为同母兄弟,各怀本领在身,极讨父皇喜爱。有种种迹象表明,康熙驾崩前的确想在他俩中选一个为太子。怎奈年高多疑的康熙干脆来个沉默是金,不肯表态,以不变应万变。应该说,胤禛在诸兄弟争储位的勾心斗角中,处于非常有利的境地。允礽二次被放废后,尽管有人为其鸣冤叫屈,但康熙已无意于这个使他伤透脑筋的孽子了。

同时,因允禔急躁冒进,允祉鲜有治国才干,都被排除在新立太子之外。那么,胤禛便成为兄弟中可能被立为太子的最年轻的一个。对此,颇有政治头脑的胤禛自然是心知肚明。但康熙被废太子搞得痛心疾首,对再立新太子,当然得谨慎从事。这点,胤禛心里也有数。那么,康熙心目中最理想的继承人是怎样的呢?他没明说,只言“必能以朕心为心者”方能有希望成为储君。不过,通过父皇对诸子的好恶态度,胤禛似乎摸透了康熙的心思,也清楚了自己该怎么去做。

于是,胤禛便如履薄冰地活动起来:对父皇,他极力表现出一副关心孝顺的样子,又不露声地展示自己的办事才干。他深知:“处英明之父子也,不露其长,恐其见弃;过露其长,恐露其疑。”对奔走争位的众多兄弟,他则极力表现得与人无争、事不关己,小心翼翼地接近他们。

因为“处众多之手足也,此有好竽,彼有好琴,此有所争,彼有所胜”,必须尽力避免成为众矢之的。对皇帝左右的重臣,他极尽讨好之能事,真真假假,不露形迹。因为“一言之誉,可不那么容易;未必得福之速,一言之谗,即可付祸根”。要做得天衣无缝,实属太难。但胤禛却别有心术,他以参禅信佛为掩护,让众人都以为他真的清静无为与世无争了呢!

允礽二次被废后,正值允祀拉帮结伙、党羽们纷纷向康熙举荐之时。胤禛暗地里冷眼旁观,明里却延纳僧徒,向人们表示自己是“天下第一闲人”。他十分仰慕被康熙封为“灌顶普善广慈大国师”的章嘉胡土无图,称章嘉活佛“梵行精纯,圆通无碍”,并将其延为雍亲王(胤禛封号)府中的座上宾。

胤禛将章嘉喇嘛作为自己的证道恩师,自有其妙算。章嘉活佛可谓一个地道的御用喇嘛。康熙利用他在青海、内蒙古一带的宗教地位和名望,封其为国师,任他为 “多伦喇嘛庙总管喇嘛事务之札萨克喇嘛”,以分西藏达赖喇嘛之权,专管内蒙古宗教事务,并留其常住京师。作为父皇身边的红人,胤禛自然不放过与他攀缘的机会,真可谓一举两得。

这样,在章嘉活佛的引导下,胤禛很快觉悟一切,“大彻大悟”,直透“三关”,得成正果。用章嘉的话说,“王得大自在矣!”再者,胤禛除视章嘉为证道座师外,还频频延请藩邸附近的柏林寺僧衲,讲论心性,并命僧人迦陵性音主持西山大觉寺,性音频频出入雍亲王藩邸。雍正自称,他当年参究人生因缘非常认真、专心,而其“得大自在”的时候,恰恰正是允礽复立复废之际。

康熙五十一年(公元1712年)正月,胤禛延纳性音等沙门“坐七”,与僧徒们静坐调息两日后,便声称已洞达本末。但他自知还“未造究竟”,遂去请教章嘉。章嘉说:“亲王所见,只像针刺破窗纸,从针隙观天,虽说已见到天宇,但天体广袤,所以,所见到的天体,究竟是有偏见的。佛法无边,请亲王勉力求进!” 不过,胤禛顺利破了“初关”,立下了一切皆空的正见。

按章嘉的指点,胤禛顿觉心境开阔。同年二月,他继续在集云堂参求,直至十四日晚,“经行次,出得一身透汗,桶底当下脱落,始知有重关之理”。他再问法于章嘉,章嘉指引道:“王今所见处,虽说已进步,就像从屋内走到庭院观天一样,但天体无尽,究竟没有尽见。况且,法体无边无量,故当更加勇猛精进!”至此,胤禛已悟得一切皆空之道,天地山河烦恼忧愁,物我皆空, “无一物非我身,无一物是我己!”可谓力透重关。

次年正月,正是允礽再度被废,允禔、允禟、允等人瞪红眼睛争太子时,胤禛却在集云棠静坐,无意间急踏“生死牢关”,证得“三身四智”合一之理,物我一如本空,“无身故长生,无灭故不灭”之道,又可谓力透最末一关。胤禛得成正果,直透一般禅僧都很难接受的“三关”,可说是“超佛越祖”了。

章嘉是否将此事汇报了康熙且不去猜他,但是胤禛的所作所为被兄弟们所知闻,则是必然之事。如此,他便巧妙地躲过了众人耳目。其实,胤禛对自己的前程信心也不是有定见的,他常常与僧衲为伍,除有意把自己装扮成无心角逐皇储的闲人外,还有以此为精神寄托的成分。

允祀的老搭档允禟被改名为“塞思黑”(“猪”之意),允祀改名叫“阿其那”(“狗”之意),雍正后来说,他在藩邸时,光明正大,无党无私,诸兄弟们对自己相待以礼,没有一句话是出自争强斗胜的,也没有因一事而相互猜嫌。这句话有一半是真实的。能不受兄弟们猜疑,可见他把尾巴夹起来做人,是何等的绞尽脑汁!为把自己的真实意图掩藏起来,胤禛除明里与僧徒厮混在一起,参修论道,另外,他还曾刻意搜罗历代文人骚客、隐士僧道的诗文语录,汇集成《悦心集》。

胤禛刻意玩味那些遁世无为之人的妙语,多半是拿给别人看的。他何尝追求物我皆空?表面说“官大钱多心转忧”(《悦心集》中唐寅《一世歌》中诗句),心里却时刻盘算其皇帝梦。终于,皇父极欣赏他的才干,频频委以重任;内外大僚如隆科多、年羹尧等,也纷纷为其效力卖命,这伙人虽数量不及别的皇子党,而关键时刻却帮了他的大忙;诸兄弟们,对之少有戒备防心,致使他活动起来游刃有余,最后顺利登上了宝座。当昔日的“圆明居士”摇身一变,成为坐在金銮殿上的雍正皇帝时,就不再专心佛事了。

皇兄御弟们对新皇帝不服气

不管雍正用何手段,在最后一刹那是怎样夺得皇位的,反正从后来的各种反应中我们发现,皇兄御弟们对新皇帝是那么的不服气!特别是同胞弟允,当从西北前线奔父丧回来时,他死活不肯向皇兄表示祝贺登基,更不愿亲近能给他带来好运的新皇帝。在众目睽睽之下,这事使得雍正非常难堪。于是允被变相囚于遵化景陵(康熙陵墓),允被禁于京城,允禔、允礽仍像康熙晚年时一样严行禁锢;而雍正对反对党头目允祀,则优崇待之,任其为总理事务大臣兼管理藩院、上驷院,以稳住其情绪。

但雍正脚跟刚刚站稳,将本是亲信心腹而权力膨胀的年羹尧、隆科多除掉之后,便将黑手伸向允祀集团,结果,允祀的老搭档允禟被改名为“塞思黑”(“猪”之意),允祀改名叫“阿其那” (“狗”之意),并将他俩相继害死。如此,来自身边的威胁终于各个击破了。

雍正对允采取了调虎离山之计,即派他护送哲布尊丹巴活佛的灵龛到喀尔喀蒙古。这叫做明使暗罚。允心知其毒计,先是声称无资预备马匹行装为由,推辞出使蒙古。后来,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,他才悻悻上路。但刚行至张家口,便托病不前。为保身安命,允请宣府沙门做祷文,请一切诸佛菩萨庇佑其“消灾延寿,人口安宁,早还本乡,万事亨通,皇恩浩荡,国泰民安”。雍正得知消息后,心里暗骂允不识时务,但又问罪无显名,遂出奇招,命其同党允祀主持议罪。

允祀只好心里叫苦,不得不请革除允郡王爵位。但允却毫不在乎,仍留住张家口,既不前行,也不打发人赴京请罪。这自然使雍正龙颜大怒,但毕竟还能忍受。问题在于,允仍不死心,又做祈祷疏文,不幸的是,两件祈祷疏文都落到雍正手中,允因此遭灾惹大祸。于是,雍正以疏文中有“雍正新君”为由,加其“大不敬”罪名,将允从张家口押回北京,囚禁于宗仁府狱中。允在狱中做镇魔之术,又不幸为雍正所知,因此罪上加罪,一禁锢就是十多年,直到雍正死后,才被乾隆帝放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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