清末重臣李鸿章访问法国时为何拒绝登上埃菲尔铁塔

摘要:法国外交部宴请李鸿章的地方,选在了著名的艾菲尔铁塔。主人向李鸿章介绍,这是1889年为了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,并邀请李鸿章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其时,该塔内已经安装电梯,上下十分便利,但李鸿章还是谢绝了,其原因已成历史之迷。或许,李鸿章这样的明白人,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层楼之后,从这个共和国的高处,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将来?

当时外国报纸中的李鸿章形象 资料图

当时外国报纸中的李鸿章形象 资料图

本文摘自:新华网,作者:佚名,原题:李鸿章为何拒登埃菲尔铁塔?

初春的风依然料峭,尤其是在纽约哈德逊河的入海口。

能在寒风中依然挺拔矗立的,只有她——一手拿着独立宣言、一手高擎着火炬的自由女神。

她一直这样站立着,迎接着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人们。这群人中,曾有一个来自中国的老人,他的名字就叫李鸿章。

李鸿章当然不知道,他眼前这座巨大的雕像,后来被中国人称为“自由女神”。“女神”一词,是中文里特别加上的,这令这座雕像的意义,远远超越了其英文原文(StatueofLiberty,自由雕像),而被赋予了更多的感情色彩——这或许是中国人对这座雕像的独特贡献。

李鸿章只知道,这座雕像叫“自主女神”。在他抵达纽约前的10年(1886年),出使美国的张荫桓,在日记中记载道:“西人谋事至深远矣。此为法国赠美国自主之像,当华盛顿叛英时,法实为之助。”

很长时间里,“自由”一词在大清国虽然算不上敏感词,但却乏人运用。黄遵宪对这个词的解释是:“人各有身,身各自由,为上者不能压抑之、束缚之也。”而严复则更是一针见血:“夫自由一言,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,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。”

在见到纽约的自由女神之前,李鸿章已经访问了自由女神的娘家法兰西,并在那里第一次切身经历了“自由”。

“目无君父”的共和国

1896年7月14日,法兰西共和国的国庆。在这个法国人砍下自己君主头颅的纪念日,李鸿章这位来自世界上最古老、庞大、腐朽的君主国的最有势力的官僚,却受到了法兰西公民们(不是“臣民”)的热烈欢迎。

李鸿章在这一天觐见了法国总统富尔,并参加了阅兵式和塞纳河上的焰火晚会。

从7月13日到8月2日,李鸿章在法国整整停留了21天,他的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,都成为法国报刊追踪的焦点,甚至连发行量超过百万的法国第一大报、也是欧洲第一家日报的LePetitJournal,也在7月20日用头版整版的篇幅,刊登了李鸿章身着黄马褂的大幅彩色画像。纵览这家报纸直到1944年停刊为止的全部历史,除了欧洲的君主们以外,以个人肖像、尤其是一个东方人的个人肖像作为封面人物,仅此一次。

实地考察这样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,对于李鸿章、乃至他的使团中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,还是相当新鲜和震撼的。在李鸿章子侄辈编撰、并由其亲自审阅的《李傅相游历各国日记》中,记录了7月16日法国总统在爱丽舍宫(旧译“一粒西宫”)为李鸿章举行的欢迎晚会。大清代表团惊诧地发现总统与其本国臣民也行宾主礼,而不是臣礼,看上去自贬身价,却“人卒无敢戏渝也者,情与义交尽也”,这样的官民关系远比大清来得“鱼水情深”。

在李鸿章到访之前的7月8日,法国国会专门讨论了大清代表团的接待规格问题,最后确认采用高规格,并拨出公款为大清代表团租赁豪华宾馆。法国有媒体在事后对此表示质疑,认为接待李鸿章耗费了上百万法郎的民脂民膏,是对纳税人的亵渎。法国政府无奈,只好在报章上公布了所有细账,总价不超过8万法郎,只相当于白银2万两,这才令舆论平息。相信大清代表团应该注意到了这些争议,但历史资料没能记录下李鸿章对法国政府在民意面前如此“弱势”和谨小慎微的观感。

对于这种“目无君父”的共和国,中国人甚至还没有准备好足够的词汇去描写。在当年的中文资料中,法国总统就任前的住所被称为“潜邸”,甚至数十年后,一些皇家专用的词汇,如“万岁”等,也还被原样地套在改穿中山装或西服的新元首。

但当年,有一个词却已经破天荒地开始运用:“民主”,即“民选之主”的意思,指的是那些在共和制下取代了“以君为主”的“君主”的总统们。这一词汇,运用并不长久,而终被“总统”所替代,或许因为“总统”一词更能反映强人们“为民作主”“总而统之”、而非“民选之主”的愿望?

“李民主”、“李总统”

李鸿章在这与“共和”亲密接触的21天时间内,除了官民关系外,他似乎并没有感到法兰西与俄、德那样的君主国家有什么区别:在大清的巨大购买力前,共和国和君主国都同样对李鸿章畅开了大门,政治理念在国家利益面前,无非是个婢女而已。在李鸿章的经验中,列强所加诸在中国身上的欺凌,与列强的国家体制、意识形态毫无关系,在压榨中国方面,列强们人人平等。

与访问俄、德不同的是,在这21天中,李鸿章足足安排了6天时间,参观银行、报社、织绸厂、提花厂、煤矿铁矿等,是本次出访中对民生相关产业最为密集的考察。在出访其他国家时多为重点考察对象的军火企业,倒在法国之行中成为配角。有研究者认为,在李鸿章眼中,法国的军事能力实在是稀松得狠,十多年前的中法战争,法国在军事上丝毫也没有占有优势。到了“民主”统治下的共和国,多看看民生产业,倒也符合共和国的定位。

尽管没有任何记录显示李鸿章对法兰西那样的共和国的直接评价,但在出访前一年(1895年),李鸿章在为李提摩太译作《泰西新史揽要》一书作序时,却极为大胆地写道:

“我邦自炎农唐虞以前,以天下为公;赢秦而降,以天下为私。以天下为公则民主之,以天下为私则君主之”,甚至认为,“至我大清,海禁大开,而中外之气始畅行而无隔阂,此剖判未有之奇,圣贤莫测之理,郁泻勃然而大发,非常于今日,殆将复中国为天下大公之局。”

这样的观点,显然并不符合大清帝国政治正确的主旋律,却是李鸿章一生中难得表露出来的思想闪电和理论锋芒。

再看看李鸿章随后在另一个共和国美国,面对新闻界所发表的大量言论,尺度相当开放,完全是一个世界大势了然于胸的达者。梁启超日后所谓李鸿章“不识国民之原理,不通世界之大势,不知政治之本原”,若不是借题发挥,便是纯粹抹黑了,或者是被李鸿章的“劲气内敛”(曾国藩的评语)所蒙蔽?

李鸿章曾经离最高权力、包括成为中国第一任“民主”,只有一步之遥。中俄伊犁之战时,他的好朋友戈登就鼓动他“黄袍加身”。而在1900年春夏之交的义和团运动中,远在南国的李鸿章再度被国内外多种势力看好,纷纷鼓动他搞独立,乃至建立共和国。

梁启超分析说:“当是时,为李鸿章计者曰,拥两广自立为亚细亚洲开一新政体,上也;督兵北上,勤王剿拳,以谢万国,中也;受命入京,投身虎口,行将为顽固党所甘心,下也。”但他认为,李鸿章并不具备“非常之学识、非常之气魄”敢于自立,并为此对李鸿章冷嘲热讽。

在梁氏这样将反政府作为饭碗的人眼中,民主也好,共和也罢,归根到底还是要夺权,甚至成了夺权的手段和旗号。即使李中堂果然成了“李民主”或“李总统”,则或许在他的笔下又成了袁世凯一般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了。

拒登埃菲尔塔

甲午战争后,在左派、右派争论着中国走帝制还是共和时,最有发言分量的李鸿章,却对这个无聊问题不争论,成为一个左右逢源或者说左右为难的实干派,真正成了孤临秋风、独舞宝剑的孤臣。

实干是艰难的。在法期间,李鸿章参观了巴黎大银行,并与银行的总办就贷款与国家信用的问题,有一段看似闲扯实则意味深长的对话。

李鸿章问:“中国借洋款,一般都被要求有抵押,如今俄国从贵银行借款,有抵押吗?”

总办说:“没有。”

李鸿章就说:“那不是对中国不信任吗?”

总办解释说:“不是我们对中国不信任,而是这样的贷款都要发行债券去筹集,法国人如不能信任,则债券无人购买,款就难以筹齐了。”这等于说:不是银行、而是法国的投资人对大清不信任。

文献的记载是李鸿章一笑而过,这一笑,该是会心的苦笑。其实,大清所借的洋债,大部分的利息并不很高,但因为清政府的行政效率十分低下,公务运作多是黑箱进行,鸡毛蒜皮的事情都被当做国家机密,老外们实在没有信心,只好多索取抵押物。而其中,管理最为透明、且掌握在洋干部们手中的海关关税,是最受欢迎的抵押品。而诸如厘金等国内外公认的苛政,却又因被作为某些贷款的抵押品,而最后影响到了其改革。李鸿章自然是深解其中酸苦,但他除了一笑置之外,还能做什么呢?

法国外交部宴请李鸿章的地方,选在了著名的艾菲尔铁塔。主人向李鸿章介绍,这是1889年为了纪念共和胜利一百周年而建,并邀请李鸿章可以更上一层楼。其时,该塔内已经安装电梯,上下十分便利,但李鸿章还是谢绝了,其原因已成历史之迷。或许,李鸿章这样的明白人,早已洞悉在更上一层楼之后,从这个共和国的高处,能看到自己在苦苦裱糊的大清破茅屋的将来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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