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二皇帝”和珅是如何创收11亿家产的?

白银都流哪儿去了?全世界都在问,不光中国。

英国人说,都流到中国去了——通过贸易逆差。为此,1792年,他们派了马嘎尔尼来中国,想改变一下状况。

马氏来华带了两样东西:一是市场经济原则,要求东西方以此原则扩大通商;还有一样,便是军火。他本想演示一下大英帝国的船坚炮利,顺便推销军火,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国家“军事—商业复合体”的本质。

可天朝对此不感兴趣。天朝不是虚的,天朝无所不包,也包括了市场经济样式。以此样式加于世界并证明其合理的是欧人,而向世界提供此样式的却是中国。早在宋代,中国就有市场经济样式的海外贸易。如果马嘎尔尼那时来中国就会看到,有20多处贸易港口,分布在东南沿海“四路”——京东路、两浙路、福建路、广南路。不像清朝只开了广州一处,所设的粤海关,还被当作“天子南库”。

市场经济曾经发达,但市场原则却未确立,为什么?正如俗话所说,中国的市场经济“起了个大早,赶了个晚集”,原因就在于市场经济难以突破大一统的王权,市场原则无法改变指令性权力支配经济的局面。

市场原则能在欧洲确立起来是因为各国独立,形成“小国寡民”,因而资源匮乏,依赖市场,这就令市场大于国家,市民多于国民,使得以“军事—商业复合体”为原型的城市和市民社会13世纪就萌芽了。约15世纪,它已有了自己的政治体制,近代国家围绕它而兴起。

反观中国,因大一统而自足,不依赖市场,反而成为最大的市场;而权力支配经济,以反市场原则来运作市场,反而能在市场上占上风。戴逸《中国经济的千年态势与复兴之路》一文指出,乾隆时,中国的GDP最高,占世界32%,英、法、德、俄、意五国仅占17%。还说,唐宋以后,直到18世纪,中国经济实力都居世界榜首。他依据的是英国经济学家麦迪森的《中国经济的长期表现》一书。

以此为据,我们可以认为,中国以大一统的政治体制,曾建立了世界最大的经济体,且以凌驾于市场之上的天朝朝贡体系左右了世界市场的格局。然而地理大发现后,西方出现了全球化的帝国主义,足以动摇天朝体系,可天朝还被蒙在鼓里。马嘎尔尼来中国时,正是英国全面战胜荷兰,作为全球化的帝国主义崛起之时,而晚清丝毫不知。

如此巨大的经济体,竟然只开粤海关一口与海外贸易。即便如此,它撑着天朝的架子,看上去还是绰绰有余。马嘎尔尼也好,乾隆也罢,他们都没有对这个巨大的经济体产生怀疑,一个极力想把本国的贸易捆绑在这个经济体上,一个以天朝口吻拒绝自由贸易。

为什么不增加通商口岸,扩大对外贸易?最堂皇的理由便是国家安全。不过,那时对安全构成威胁的还不是海外之夷,起码还没意识到是夷,而是如晚明故事——中国民间海权重新崛起。民间海权,那是反清复明的发动机,而英夷当年就与代表民间海权的郑氏缔约,所以要限制对英夷贸易。

还有更深层的理由:王权之下,家国不分。例如粤海关,康熙帝设立,设立时还招募了十三家牙行经纪人,专营外贸和征收关税。我们知道,宋朝市舶司收入还要上交国家财政,而清朝粤海关收入则交到内务府,专供皇室之需。如果皇室要完全垄断海外贸易,最好是“利出一孔”,只开一口。康熙初设海关时,设了四处,且由所在巡抚兼管;雍正时设专职海关监督,直属内务府,与巡抚无关;到了乾隆帝只留了粤海关一口。

对王权来说,家与国两手抓,两手都要硬,替乾隆两手抓的人便是和珅。他不仅管着户部,还管内务府,最擅长的是做搬运工,将户部职能搬到内务府去,将国家财政收入搬到皇室去。这方面,他善解“天意”,能揣摩皇帝隐私,做起来乖巧而又得体。

粤海关除了收税,还收“规礼”,“规礼”数额比正税还多。一艘洋船入关,先要交丈量费、通事费、管事费、库房费、稿房费……在一份《乾隆二十四年粤海关征收洋船进出口各项归公规礼清单》中,列举的收费名目竟达100多项!这100多项加起来,统称为“规礼”,油水多半从“规礼”上榨取。

乾隆时规定,一艘洋船“正课”为1950两,另有“洋船规礼银”,进关要交,出关还要交。在英国人洪仁辉告状提供的费用单上,一进一出,“规礼”计有68项。进关规礼30项,收银1125.96两,出关规礼38项,收银533.8两,“规礼”银共计1600多两,“正课”与“规礼”加起来3600余两。这68项只是针对船的,还有针对货的,货有“分头”,即外商买货所付货款按银两算,每两都要由粤海关抽头。起初一两货款抽0.054两,后来抽到0.06两。通常,海关上缴“正课”,“规礼”和“分头”之类则由监督和他的家人以及其他聘用人员分享,这是一种制度性分赃。

这样管理海关,就像搞承包。皇帝将粤海关承包给他的亲信,亲信承包先要“投资”,以取得“承包权”,此后“凡应行事宜”,就“不必听督抚节制”了。监督上任,可带家人60名,乾隆朝李永标超标,带了家人73人,包干了海关所有事务,使粤海关成为了他的“家天下”。不过,“家天下”只能为期三年,三年以后,就要换人包干。

“规礼”之类的分肥,按规定,粤海关监督本人要占到三分之二左右,其他海关办事人员——书吏、贴写、头役等,多为他家人,也有聘用之人,还包括各炮台官兵,大约占了剩下的三分之一。洪仁辉告状时把这些都捅了出来,他不知道这些都是“常规”,属于“亚财政”,虽无明文规定,却是历来如此,成了习惯的,所以叫做“礼”。

这块有定数的“规礼”收入,即使是监督本人分得的那部分也要拿出来“报效”,而报效皇上则要通过和珅。“报效”银每年不下100万两,“规礼”所得,大部分用来进京报效,一小部分还要用来跟当地督抚搞好关系,“打点”各色人等。如此分赃,无法可依,但合礼。

粤海关收入,“正课”虽非正式国家财政收入,但王权之下,家国一体化,但凡王权所得,无不合法,谁敢问其合法性来源?“规礼”是合礼收入,属于“礼尚往来”的范围,监督本人贪与非贪,主要看他对“规礼”收入如何处理。他一人所得便占了“规礼”收入的三分之二,要拿出来报效的主要就是这一块,剩下的三分之一,是其他人的职务收入,原则上,他不能拿出来报效,但他的手下要报效他,这样的人情收入,他会笑纳。由于决定他贪与不贪的不是别人,正是和珅,所以他要报效和珅,有可能连他本人都是和珅的代理人。

然而,监督油水何在?在于“陋规”。“陋规”非礼,没有定数,也查不出来。“陋规”之行,主要是索贿。如船钞一项,据船只大小收费,究竟收多少需要丈量,这就为索贿提供了运作空间。丈量者手里拿着尺子,行贿了,大船可以量小一点,不行贿,小船也可以量成大船。类似项目有100多项,每项都要搞点名堂,所以很忙。

还有货物,因质量和价格起争议,也是常有的事,但只要争议一起,海关就能调整税额,这里面名堂很多。粤海关究竟有多肥?比肥得流油的崇文门税关还肥。崇彝写《道咸以来朝野杂记》,写他做崇关帮办委员时每年约可得四五千两银子,就自以为很肥了。可冯桂芬在《校邠庐抗议-罢关征议》中提到粤海关,说海关看门人月薪都有800两银子,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。

2001年,美国《华尔街日报》统计出千年世界首富50名,其中有6名中国人,清朝有两人,即和珅、伍秉鉴,一官一商,差别很大。差别有多大?和珅的财产数以亿计,折合成银子少说有2亿多,多说有11亿,这些数字是根据抄家清单估算出来的。而伍秉鉴的身家仅有2000多万两白银,相比之下,可谓区区。此二人者,或为官敛财,或经商致富,各自登峰造极,一个做官做到了“二皇帝”,一个经商成为“十三行”首席。

然而,同为世界首富,他们的差别为何如此之大呢?和珅个人收入居然超过了国家财政收入,他是如何创收的?贪官创收,人们最容易想到的就是贪污。他管过兵部,难免克扣军饷;他主持吏部,能不卖官?但这些,还不足以使他成为世界首富。那么崇文门税关呢?那可是天下第一税关,像大裤衩一样矗立着,而和珅就是这个大裤衩的总监,监督着每一位来往商贩、赶考士子和进京官员,无论你多大的官,都得从它胯下过去,当然是以“纳税”的名义。

“纳税”纳到什么程度?只有人头不纳税!本来,清朝税务规定,往来者随身携带物可以免税,可税关照收,连京畿商民入城,为了省事,都在帽檐边插上两文制钱,由税吏自取,否则就要扣下所携之物,极尽刁难之能事。有一位山东布政使进京,税吏要他纳税,他没钱,一气之下干脆将行李都放在税关外,说:我赤条条一人,还要纳税吗?

这些税收没有收到户部,而是收到内务府。如果说粤海关是“天子南库”,那么崇文门税关就是“天子北库”,一南一北,两条财路,都握在和珅手里.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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