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阿斗”刘禅被后人误解千年 是仁德之君

《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》作者认为,刘禅为帝41年,大体可分三阶段:诸葛亮时期(223-234年),刘禅“以父事之”;蒋琬、费祎执政时期,无为而治时期(234-253年);帝权失控期(253-263年)。

作者认为,诸葛亮对刘禅评价较高,如赞其“知量甚大,增修过于所望”、“朝廷年方十八,天资仁敏,爱德下士。

”而在诸葛亮时期,刘禅对诸葛亮“以父事之”,始终如一,凡事谦让,表现出大气的特点。刘禅对诸葛亮大小权独揽的代政方式,虽有不满,但以大局为重,始终克制。

在无为而治时期,从蒋琬执政开始,刘禅便基本掌握了帝权,实际上控制着蜀汉,这主要表现在刘禅实际上掌握着最高大臣的任命权。

费祎死后,姜维执政,蜀汉进入最后十年的急剧衰亡阶段,日趋没落。蜀汉猝亡之时,国势并没耗尽,本还可能苟延,但这种可能之所以没成为现实,作者认为主要与后主帝权失控和他的仁德有关。

后主帝权失控表现在不能很好地控制姜维,而姜维北伐多以失败告终,极大耗损国力;帝权失控还表现在宦官黄皓干政上,黄皓的无知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蜀汉的猝亡。

关于后主的评价,历史上主要有可次齐桓、中常之君、昏弱之君三种。《三国志》作者陈寿持中常之君的观点,评论“后主任贤相则为循理之君,惑阉竖则为昬闇之后,传曰‘素丝无常,唯所染之’,信矣哉!”而持刘禅是昏弱之君看法的,则占了绝大多数。

《三国蜀后主刘禅新论》的作者认为,对刘禅的评价是一个综合课题,不可一概而论。从帝业来看,诸葛亮南征北伐都是刘禅为帝之后的事,不能说与刘禅完全无关。刘禅营造了一个安定的大后方,本身就是巨大贡献。在蒋琬、费祎时期,刘禅无为而治,维持了国家正常发展。

故帝业上不能完全否认刘禅,应该说其不失为中常之君。至于帝品,综观其为帝四十多年的生涯,肚量大为其显著特征。期间主要首辅换了一批又一批,与同期魏吴相比,最大特征是完全避免了朝廷要员之间的内部倾轧,执政班子相当平稳。刘禅能够大胆用人,无为而治,唯一的问题是晚节不保,放纵了宦官黄皓。

在生活作风方面,刘禅应属简朴型君王。同时,他也是一个爱民的君王,除了善待土著、不大兴土木之外,更表现在面临江山社稷和百姓安危之间二者只能选一的难题时,他选择了百姓的安危,听从谯周之劝说,在前线尚未败亡之时决定降魏。

蜀汉是否该降,这在历史上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。有史家认为,刘禅选择不战而降,主要是从减少当地战祸角度着眼。这与当年刘备在败走长坂时的选择异曲同工。

真正爱民的刘禅损害了自己的名誉而让人民多得实惠。正因如此,成都人民是怀念刘禅的,如成都武侯祠在北宋庆历之前,一直有刘禅的专祠。庆历年间蒋堂以枢密直学士知益州,下令拆毁刘禅祠,曾引起蜀人的普遍不满。

对刘禅亡国后“乐不思蜀”的丢人表演,《新论》的作者认为,刘禅装憨卖傻,不仅是养晦自保,更关系着一大批降臣的命运。这一表演与刘备“煮酒论英雄”的表现如出一辙而更精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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