奴才政治家荣禄 庚子之变的替补裱糊匠

菊儿胡同与北京著名景点南锣鼓巷毗邻,现在已是北京旧城改造的新典范。菊儿胡同的3、5、7号原为晚清重要政治家荣禄的府邸。在庚子之变中,荣禄府被日军以特别的理由付之一炬:日军认为“荣相不能死,不能守,又不能扈跸以出”——没本事守城,还不剖腹自尽,两宫帝后外逃西安也没带他,这让皇军相当瞧不起,遂一把火烧了荣禄心爱的“略园”。随兵火化为烟尘的,还有荣禄的信件、私人笔记等文献材料,这给后来的历史学家带来了不大不小的麻烦。

在后来的《辛丑条约》谈判中,日方点名要求清廷派荣禄当谈判代表,这又与英美法德等列强意趣相左。或许日方认为荣禄是清廷代表性的软柿子,抑或视其为“败犬”而欲羞辱之。而由于荣禄是攻击使馆区的直接领导者,其他列强按照一般的外交心理,一度排斥与荣禄在战后正式接触。

庚子年农历五月,拳民组织从山东蔓延到京城,用烧教堂、拆铁路的方式来表达对洋人和教民的愤怒,事态仿佛要演变成一场内乱,并引起了列强的高度关注。因痛风而正在休假的荣禄,在五月初二上奏表达了他的治安之策:“遇有拳会,分别良莠,禁谕兼施……歼除首要,解散胁从……则匪徒之技穷,洋人之口塞,我办我匪,彼兵亦可不来。”想把义和团运动从内乱与外交事件化为治安事件。

对朝中新派人物来说,“剿”似乎是共识,拳民毁铁路催化了共识的形成。张之洞在五月初四说,“铁路与教堂何涉,可见实系会匪”;后来因主和而被处决的外交大臣徐景澄担忧财政的进一步恶化,“惟京津一路,所有关外新路借款,月息六七万两,全仰给于此”;李鸿章则以旁观者的口吻评论说:“拆路百二十余里,修费何出?将来各处效尤,路恐不保。”

而此时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,仍难忘戊戌政变中列强针对自己的粗暴干涉,她从义和团中仿佛看到了一些政治资本。五月初七,在一片混乱中,慈禧指示手握重兵的荣禄:“万不可剿。”这和荣禄“歼除首要、解散胁同”的路线相背,而一贯仰太后鼻息的荣禄选择了闭嘴,在满朝八旗贵族冲洋人喊打喊杀的气氛中,再坚持对列强主和者难免被视为“大汉奸”。

“当庭面折非所长”,荣禄连上七次奏折碰了钉子,就再也不愿招晦气。转而在不危害自身政治地位的基础上,尝试闪转腾挪做以补救措施,免得将来“求城下之盟而不可得”。五月十五日,以日本使馆书记官在城南被杀为契机,荣禄向慈禧建议调在外督办河工的李鸿章回京负责外交,并派武卫军保护使馆,建议被采纳了。

然而半月之内事态百转千回,彻底的失控始于五月十七日,京津铁路中断,电报线路被毁,谣言四起。在荣禄的政敌徐桐、端王、刚毅一派支持下,慈禧太后命军机大臣刚毅前往南郊视察拳民武装,并予以“宣慰”。消息一出,“各国哗然”,军舰开始攻击大沽。

而此时的京城内,大栅栏商业区燃起不祥的大火,火势殃及前门。近在咫尺的紫禁城内,“贝勒、贝子皆大哭,非哭烧杀之起于京师,乃哭昨日上谕之欲拿团也”,哭声汇聚成强大的政治势力,使朝廷继续坐视京城形势进一步失控。荣禄私下骂道:“这些王八蛋,要把义和延入京,谓其能打洋人,闹得如许烂。”

五月二十日,受前门大火的刺激,慈禧太后召集七十多名高级官员,表达战斗到底的思想。此时荣禄得到宝贝情报,来自江苏粮道方面的消息称,洋人开出四条议和条件,包括“天下兵马钱粮归其掌管、佛爷用洋兵保护”等四条。荣禄不顾幕僚反对,将情报送达天听,本想用这个后果刺激慈禧,使其转向缓和措施。

没成想刺激过猛,反让慈禧坚定了开战的决心。据庭臣日记的描述,慈禧情绪激动地指示说:“就是要送天下,亦打一仗再送!”而八旗贵族“各怀心意,从中有犯浑不懂事理,皆以上意为顺”。此时的荣禄,“若再分辨,视为叛逆矣”,遂与盟友“洒泪而散”,去准备进攻使馆的工作了。

随后大沽陷落,开战已成定局。五月二十三日下午三点,清廷向各国公使发布最后通牒,命其二十四小时内离京。各国使节料想安全决难保证,没有行动。事实也证明如此,德国公使“可怜的克林德”二十四日早晨外出,在东单牌楼被枪杀。下午三点时间到,清国官民展开对使馆的进攻,“荣禄自持檄督之,欲尽杀诸使臣。炮声日夜不绝,屋瓦自腾,城中皆哭”。五月二十五日,朝廷发布向十一国的宣战诏书,要“一决雌雄”。

有论者认为猛攻使馆五十六天而不下,与荣禄故意放水、对太后阳奉阴违有关,在停火间隙,荣禄还派人给洋人送去水果、蔬菜、鸡蛋和冰块。不过更进一步的考证表明,战斗不可谓不激烈,给使馆人员留下了深深的心理阴影,以致“逃离德黑兰”的紧张日子甫一结束,将董福祥作为战犯处理就成为了列强的核心施压点之一。

这个关头,朝廷的红黑脸都由荣禄一个人来唱,角色尴尬。荣禄既要指挥难以节制的武卫军和无法节制的拳民武装攻打使馆,还要找一切缝隙释放善意,毕竟天津方面的联军节节胜利,拳民一触即溃,荣禄的嫡系部将也兵败自杀。

五月下旬,各地督抚疯狂致电荣禄询问京城形势,而直到五月底天津失陷前后,朝中主和派地位略有提高,荣禄终于可以说话而不被杀头了。六月初,东南大员终于收到了来自荣禄的回信,透露了事变前后荣禄在朝中孤立无援的状态:“两宫诸邸左右,半系拳会中人,满汉各营卒中,亦皆大半。都中数万,来去如蝗。”拳民追逐着贵族,贵族拥重着拳会,政治空气已经相当不正常也难以正常。奴才政治家荣禄:庚子之变中的的替补裱糊匠

荣禄

国运最低谷和个人最高峰

六月以来军事上的节节败退,使得荣禄显得有了先见之名,亲王贝勒开始恭维这位军机大臣:“汝可不可死,汝欲死是不如我死,全仗汝救国救民。”在给叔父的信中,荣禄透露了之前度过的艰难时期:“昨好容易拿住一汉奸,令其送信,以通消息。”通消息的效果非常好:“各使馆怕到极处,求救不得,得着侄信,感激万分……昨又活捉一鬼,赶紧送回。”

好不容易拿住的“汉奸”,是教民金四喜,过程非常有戏剧性。本来金四喜被武卫军董福祥部抓获,即将处决,临刑前其头发中掉落一纸片,泄露了其使馆情报员的身份,董立即上报给荣禄,荣如获至宝。通过这些偶然的收获,荣禄让洋人感受到了清国官方的一丝残存的善意,为日后乞和与个人的保全留下了后路。

然而无可奈何,联军离北京近一寸,公使的腰杆就硬一分。七月初八荣禄最后尝试与列强提前议款,遭到拒绝,清方派出的谈判代表也开了小差,城下之盟在所难免。七月二十一日,在联军准备进攻紫禁城的当口,两宫出逃西安。荣禄在兵荒马乱中如约来到紫禁城开会,发现太后同僚都不在场,慈禧出逃匆忙未来得及通知荣禄。不明真相的荣禄与崇绮“在紫禁城内相见大哭”。

随后荣禄奏报称“本拟收拾残卒,竭力巷战”,但是“见城中四处火起,喊杀之声大振,居民拥挤奔逃”,才放弃了抵抗计划,逃到了保定,开启了几个月的流浪大员生涯。最终靠东南督抚的极力拥护,才得以与两宫帝后汇合,重返中枢。随着刚毅、李鸿章等人的病死,主战贵族的圈禁,荣禄最终得以位极人臣,执掌了行将就木的清帝国大权,在国运最低谷时站到了个人政治生涯最高峰。一年之后,慈禧移驾回京,彬彬有礼地向城楼上各国代表微笑致意,荣禄骑马随侍左右。

此时的荣禄也处于身心健康的最低点,妻儿病死,略园被烧,虽然有才干,懂权变,但在经过令人精疲力竭的庚子之变后,荣禄再无超越慈禧视野范围的政治主张,他的历史形象也定格在了这一时期。当年鲜衣怒马笑看政敌问斩、俟后痛饮于酒肆的少年主事,终于变成了躺在炕上抽烟袋锅子听汇报然后不置一词的老油条。

后世视其为戊戌变法的扼杀者、庚子之变的罪魁、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刽子手,似乎并不冤枉?奴才政治家荣禄:庚子之变中的的替补裱糊匠,荣禄的三种形象:从左至右为电视剧《走向共和》中的荣禄、荣禄本人存照、电视剧《一生为奴》中的荣禄

“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”

至1903年去世,荣禄“日奔鬼境取媚求容”,拜访外国使馆修复关系,邀请外国使节彻夜观赏京剧,“中外大联欢”。列强方面心知肚明:“对荣禄或对义和团骚乱负有重大责任的其他官员表示公开敌视态度,那是不策略的。”荣禄也心知肚明朝廷再无矜持的资本。

经历了太平天国起义和庚子之变的荣禄,对教民案件极为重视,深知“教堂赔款无非摊派地方,疆吏责诸有司,有司敛诸百姓。闹教之罚愈重,仇教之怨愈深,故一案未结,一案又起,星星之火,可以燎原”。可谓对“半殖民地半封建”的社会性质有了不亚于革命家的深刻认知。

庚子事变之后,舆论对荣禄的评价进一步两极分化。诗人易顺鼎吹捧说:“斡旋补救,皆全仗吾师一人……试问使馆之保护,谁保护之?”严复向戊戌变法参与者张元济分析说:“荣仲华前用骑墙政策,卒以保全其首领。然平心而论……则非之可非、刺之可刺,故尚有一二节可以称道。”而维新党人夏曾佑在《申报》发表的最具影响的评论则完全是负面的,认为荣禄在庚子间用“首鼠两端之术”为“长保富贵之谋”,实在是王莽一类的大奸臣。

荣禄与维新一派的世仇始于戊戌政变。无论当时还是后来,康梁党人都相信是袁世凯和荣禄的告密导致了政变。而近二十年来的史料重建,证明了慈禧训政早有计划。而荣禄在政变后“尽一切力量”挽救新政成果也是事实。当时新旧大臣的分野并不明显,荣禄可算“体制内维新派”,甚至事后李鸿章也以“康党”自居,被革命家章太炎引为奇观。

华裔学者房兆楹评价道:“荣禄不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,也未曾想作过一个伟大的政治家。”但通过观察庚子之变中荣禄的作为,可归入政治家之列无疑,并与其他朝臣有所区别。同时扮演好奴才和政治家的角色看来并非易事。

来源:www.ilishi.com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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