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度梁启超这对好友为何绝交:全因这人

1929年1月19日,梁启超因病逝于北京协和医院,同年2月17日,他在上海的故旧设奠于静安寺,举行公祭,杨度特题写了这一挽联。

梁、杨相识30余年,1903年正式订交,曾经莫逆,杨度的两篇成名作还是梁启超编发的,可1916年时,二人却正式绝交。

“事业本寻常”指梁启超一生热衷政治却毫无建树,乃至连累“文章久凋零”。指摘梁启超投笔从政,在当时属主流意见。蒋介石曾说:“如梁专为学者,或终身从事于教育,而不热衷政治,则其有益于国家民族必更多矣。

惜乎,舍其所长而自用其短,至今犹不免为后人所不齿。”在挽联中,杨度为梁辩解了两句,但不深入,从中亦可见他们后期关系尴尬。

杨度生于1875年1月,湖南湘潭人,本名承瓒,字皙子,世代务农,祖父杨礼堂从湘军名将李续宾征战,死于沙场。杨度的父亲杨懿生在曾国荃营中做过文书,后回乡务农。杨度10岁丧父,过继给伯父杨瑞生,杨瑞生15岁即从军,缘战功升至二品总兵。

后来在《湖南少年歌》中,杨度曾写道:

我家数世皆武夫,只知霸道不知儒。

家人仗剑东西去,或死或生无一居。

杨度少年聪明,17岁考上秀才,18岁中举,但连续两年参加会试均失败,转投国学大师王闿运门下。王闿运问杨度:我这里有三种学问,分别是功名之学、诗文之学和帝王之学,你想学哪一种?杨度选择了帝王之学,他说:“余诚不足为帝王师,然有王者起,必来取法,道或然与?”

1897年,梁启超应湖南巡抚陈宝箴之请,任湖南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,第二年,杨度到长沙拜会梁启超,当年梁24岁,杨23岁,因观点不同,未能结成深交。1902年6月,杨度不顾王闿运力劝,自费赴日留学,从王闿运的日记看,此前他已很少提及杨度,可见二人观念已生冲突。

东京房租极贵,住户需按席(一席约1.62平方米)缴租金,而杨度寓所很宽敞,成了留学生们的聚点,杨度因此结识了黄兴、陈天华。杨度在弘文学院(近于日文补习班)湖南速成师范科学习,10月毕业回国时,校长嘉纳治五郎训话,杨度两次发问,嘉纳甚奇之,便邀他到寓所谈了两次。

嘉纳治五郎认为当时中国积弊已深,不能马上推行新政,应取缓和渐进之路,但杨度却反驳说:“于百亡中而求一存,亦只有孤注一掷之谋,而无计出万全之道。

”这次争论让杨度声名鹊起,且开启了留日生对国民性话题的关注。当时日本学界与民间都喜谈国民性,但中国学生对此尚不太了解。1个月后,鲁迅、许寿裳亦入弘文学院学习,在此期间,鲁迅也开始思考如何改造国民性。

1903年7月,经太常寺卿陈兆文举荐,杨度赴京应清政府在保和殿举行的经济特科考试,初考中第一等第二名,第一名为梁士诒,没想到军机大臣瞿鸿禨与主考官张之洞不和。便向慈禧诬告说梁士诒是“梁头康足”(梁士诒与梁启超同姓,且康有为的字为祖诒),有新党嫌疑。慈禧大怒,要求彻查考生来历,结果发现上榜的沈荩果然是康有为的门生。

经此一变,梁士诒、杨度均落榜,杨度未能参加复试,只好自费再度赴日。

回东京后,杨度与梁启超密切交往。梁启超当时也在日本,生活清苦,靠边写作边教书糊口,杨度常去听课。1903年10月,二人正式订交,也正是在这一年。

梁启超在《新民丛报》上发表了杨度的《湖南少年歌》,并称赞说:“昔卢斯福(即美国总统老罗斯福)演说,谓欲见纯粹之亚美利加人,请视格兰德(南北战争时北军统帅,曾任美国总统);吾谓欲见纯粹湖南人,请视杨皙子。”

梁启超

《湖南少年歌》让杨度一举成名,其中的名句“若道中华国果亡,除非湖南人尽死”被传诵至今。1904年2月,杨度写出《黄河歌》,梁启超又将其发表在《新民丛报》上。

赞叹说:“今欲为新歌,适教科用,大非易易。盖文太雅则不适,太俗则无味。斟酌两者之间,使儿童讽诵之程度,而又不失祖国文学之精粹,其非易也。杨皙子之《黄河》、《扬子江》诸作,庶可当之。”

1905年7月,杨度与孙中山辩论3昼夜,孙中山拉杨度参加革命,杨度说:“度服先生高论,然投身宪政久,骤难改。”所谓“投身宪政久”,指梁启超主张君主立宪,杨度不忍背之。

便与孙中山约定:“我主张君主立宪,一旦告成,希望先生可以助我;先生号召民族革命,先生成功,我也会放弃我的主张,以助先生。都是为国,不必互为妨碍。”值得一提的是,孙中山与黄兴结识,还是杨度介绍的。

日俄战争后,清政府为应付国民要求改变政体的呼声,派五大臣出洋考察,而在日的考察报告由杨度和梁启超代笔,此事被袁世凯侦知。

1907年10月,因伯父病逝,杨度回国奔丧,第二年3月,杨度在长沙设湖南华昌炼矿公司,4月时,袁世凯、张之洞联名举荐杨度,称赞他“精通宪法,才堪大用”,授给四品京堂官衔,“在宪政编查馆行走”,但只是个闲差。因杨度好辩,与袁世凯的长子袁克定交好。

1908年11月,慈禧太后去世,为报“戊戌变法”失败、兄长光绪皇帝被囚之仇,载沣在与袁世凯议事时突出口谩骂,甚至拔手枪向袁射击,幸被随从将手枪夺去,在张之洞反复劝说下,载沣决定只免除袁世凯一切职务,留其性命。

辛亥革命爆发次日,恰逢袁世凯52岁生日,杨度等人为袁祝寿,得知暴动,倪嗣冲、段芝贵等人劝袁世凯趁机复出,杨度却认为时机不成熟,袁世凯听从了杨的意见。最终,庆亲王奕劻给杨度70万两白银,要他买通袁世凯身边的人,共同促袁出山。

袁世凯

袁世凯出山后,杨度又与革命党人斡旋,帮助袁登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宝座。

杨度立下汗马功劳,本以为袁会让他当首相,可袁世凯却只给杨度一个教育部长的闲职,杨度表示“我帮忙不帮闲”,袁世凯干脆易以蔡元培,连部长都不让杨度当了。

1912年,梁启超结束海外流亡生涯,回到天津,杨度前去迎接,并将他拉到袁世凯帐下。1913年,梁启超成为进步党领袖,与国民党抗衡,为袁世凯国会效力,但到1915年时,袁世凯称帝意图日渐显露,让梁启超忍无可忍。

为复辟帝制,杨度成立了筹安会,袁世凯本不赞成,因外界均知杨度与袁关系非凡,很容易想到杨的行为是袁授意的。袁世凯希望杨在幕后,让梁士诒在前,但杨度说服袁克文,让后者掏了20万元大洋做经费。

在筹安会成立仪式上,杨度说:“我等倡助帝制,实行救国,自问之不愆,何恤乎人言。即以 走狗 二字论,我狗也不狗,走也不走的。”杨度四处拉票,甚至收买妓女集体劝进,让袁世凯误判形势。

袁克文曾宴请梁启超,探问他对帝制的态度,梁说:“我生平只研究政体问题,很少研究国体问题。”杨度私下对袁克文说:“这个书呆子是不会反对帝制的,他说今天仍在研究政体而不议论国体,不过是自高其身份而已。”

很快,梁启超完成了《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》,袁世凯听说后大吃一惊,愿用20万大洋买下此稿,梁不予理睬。1915年8月20日,该文正式发表。

9月7日,杨度声明回应:“予之宗旨非立宪不能救国,非君主不能立宪,虽举国反对,予必一人坚持,无论何种利害祸福皆非所计。”二人13年的友谊彻底破裂。1916年,袁世凯称帝失败,死前再三说:“杨度误我。”

梁、杨交恶,源于政治立场不同,没想到却被时人编成一段三角恋爱故事。原来天津有名妓花云仙,“初为梁启超所狎”,不想杨度坠入情网,“定情费万金焉”,杨度在花云仙身上花了2万多大洋,花云仙犹未餍足,杨度微露吝惜之意。

花云仙便找来侍婢,大声说:那本三万元的存折,就拿给杨大人罢。二人从此分手。当时流行望气卜吉凶,杨度自嘲说:“我头不必看,惟有绿气耳。”此事记在杨度同乡朱德裳所著《三十年闻见录》一书中,但属孤证,朱亦曾赴日留学。杨度、梁启超曾与国民党为敌,在民国时屡遭泼污。

杨度晚年学佛,一次其母过生日,有宾客送来寿联,上书:“海屋添筹,安琪天使;香山盛会,长乐花开。”每句中各取一字,即为“筹安会长”,显然是在讥讽杨度,杨度觉此联辞藻秀丽、对仗工整,便命家人将其悬挂于中堂显眼之处。

杨度后被杜月笙聘为顾问,与杨云史、杨千里并称“三杨开泰”,每月拿500大洋薪水,当时章士钊亦受杜馈赠。杨度吸鸦片,且烟瘾很大,为报答杜月笙,杨度亲笔撰写《杜氏家祠记》,赞杜亦儒亦侠。

1932年,杨度因病去世,终年57岁,只比梁启超多活一岁多。杨度晚年告别政坛,曾想回归写作,但“自中年不好读书,晚年欲修国史,《史地》一篇已十余万言。又遁情禅脱,以自消遣。卒以饮醇近妇,自陨其生。

盖杨之才气,较大于梁;而梁之博览古今,非杨所及也”。看来,“事业本寻常”“文章久凋零”这两句话,用在杨度身上也合适。(唐山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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