以禁烟闻名林则徐为何晚年赞同种植鸦片

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,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,也不能、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,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、生产制造鸦片,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,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……

第二次鸦片战争,鸦片贸易合法化以后,洋药畅行全国,掠取了大量白银。这时的清朝廷禁烟政策已破产,已无法奢谈禁烟,便想方设法防止白银外流,提倡弛禁鸦片种植,以土抵洋的观点便又在朝野上下,趁时而兴了。

同治十一年(1872)六月初四,上海的《申报》登载了《抑弛自种鸦片烟土禁论》的文章,提出了全面弛禁,广泛种植、生产鸦片,课取重税,以增加国库收入、限制吸食的主张。指出:“鸦片烟土为祸甚烈,然果能尽弛其禁,其有益于国也亦甚多”。

其一,“中国之人既已喜吸此物,反不如大弛其禁,纵民耕种,令其足供民间吸食,国家可以岁收税银,每年可减二千数百万出口之银,不归于印度而尽存于中国,为计岂不美乎?”其二,“重增其税,使其价日昂,不但贫民无计吸食,即富人之吸食既多,亦将吝惜而不能畅所欲为,是不禁而自禁矣,未必非化国富民之一道也。

”今天看来,这种观点只是一厢情愿的纸上空谈,因为弛禁后的百余年,中国鸦片之祸非但没有减少,反而变本加厉,越演越烈矣。

然而,弛禁鸦片却是当时的主要呼声。一向以禁烟著称的林则徐,此时也赞同允许内地种植、生产鸦片。他所反对的只是吸食洋烟而不喜欢土烟。同治十三年(1874)二月,林则徐表示“鄙意亦以内地栽种罂粟,于事无妨。所恨者,内地之民嗜洋烟而不嗜土烟。”(杨国桢:《林则徐传》第433页)

直隶总督李鸿章在同治十三年(1874)也奏请弛禁,以抵制洋烟的涌入。他指出,“既不能禁英商之不贩洋烟,即不能禁华民之不食洋烟”,而禁止内地各省种烟,势必使洋烟四处贩卖,掠取厚利。

因此,应“暂弛各省罂粟之禁,而加重洋药之税厘,使外洋烟土既无厚利,自不进口”,这样“不但夺洋商利权,并可增加税项”。如果外洋烟土不来,再严禁鸦片,也容易办到了。李鸿章官高权重,所提出的主张又冠冕堂皇,似乎切实可行,因此影响很大,以至于弛禁的主张左右了政局,弛禁终于被清廷允许了。

罂粟虽然原产于阿拉伯,但传入中国时间很久,中国内地亦有不少省份私自小规模地种植。至此,在弛禁的呼声和官员的默许、鼓励下,罂粟的种植迅速发展,全国各行省在都种植罂粟,清廷对土烟收税,但较洋烟税率为低,从而鼓励了土烟生产,光绪十一年(1885),清廷规定洋烟每百斤收税银86两,而对土药征收60两。

同种植粮食等农作物相比,种植罂粟、生产鸦片的比较效益高得多,受利益驱动,贫穷无靠的农民纷纷改种大烟。一时之间,全国各地,无论是大江南北,黄河上下,还是长城内外,漠北滇南,罂粟花到处开放,摇曳生姿。

据记载,“自咸、同以后,烟禁已宽,各省种植罂粟者,连纤接畛,农家习以为故常,官吏亦以倍利也,而听之。”土烟生产的数量1866年约为5万箱,1870年已达到7万箱,已超过了进口洋烟的数量。至19世纪80年代,国产烟土的总量已是进口烟土的二至四倍。到了20世纪初,中国自己生产的鸦片又有很大发展。

当时,国产烟土以云贵川等地区较为著名,云南紧靠印度,接受了印度的生产、加工制造技术,自然、气候环境又相似,因此烟土口味、质量也较好。晚清著名外交大臣郭松焘指出:“由印度传至云南而南土兴矣,辗转传至四川有川土,又传至甘肃而有西土;由是而贵州,由是而至陕西、山西。”其实,在咸丰、同治年间以后,印度的鸦片生产、加工制造技术,已经随洋烟传到了清朝的18个行省,全国各地区的鸦片生产、加工制造都有了空前的提高。

云贵川等西南地区。云南省鸦片种植有较长的历史,据传早在明末清初即由缅甸传入,并逐渐流传开来。在鸦片战争前的清朝道光十一年(1831),云贵总督阮元、云南巡抚伊里布即联名上奏,指出了云南省种植鸦片的大致情况,奏章上指出:“滇省边隅,民风素本淳朴,而接壤越南,又近粤省,遂致有鸦片烟流入滇境,效尤吸食之事。

而治边夷民,因地气燠暖,向种罂粟,收取花浆,煎膏售卖,名为芙蓉,以充鸦片,内地人民,以取罂粟子榨油为名,亦复栽种渔利。”至光绪年间,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很大发展,罂粟花到处盛开,姹紫嫣红,形成了一片“美丽”而邪恶的鸦片风光。

光绪年间有人游历昆明,记录了昆明——云南省会城市郊区的鸦片罂粟种植情况:“出(昆明)南门,绕过金马碧鸡坊,过迎恩塘,时暮春天气,罂粟盛开,满野缤纷,目遇成色。”全省的耕地,1875年约有三分之一用于种植鸦片,鸦片产量迅速扩大:1879年约为万担,1896年约为8万担,1906年约为万担。

贵州省毗邻云南,但鸦片的种植时间稍晚。道光十一年(1831)贵州巡抚嵩溥奏:“黔山多田少,向无栽种熬烟之事。惟与滇、粤等省毗连,人民贸易往来,间有嗜食此烟者,奸商挟带,潜匿私卖,事所必有。”道光末年,广东商人将“广土”输入贵州,获利甚丰,当地人因而效尤,试种成功。

咸丰、同治年间,贵州连续二十余年的战乱,广土来源断绝,贵州本地生产的黔土迅速发展,逐渐代替了广土。不仅如此,贵州所产的烟土以其较高品质反而输入广东,获取高额利润。这一高额利润,反过来又刺激了鸦片的生产,以至于全省各地广泛种植。

当时人陈惟彦任职开州,他游历贵州各地,“约计所经州属,开垦之地半种洋烟”,罂粟的种植面积几乎占了农田面积的一半,当地农民把鸦片种植、生产当成重要农业生产活动,辛勤地劳作。“洋烟一物,为害实多,民不知非,视同禾稼,连阡越陌,手胼足胝,微利所归,群相竞取。”贵州省虽然地瘠民贫,但鸦片产量也相当惊人,1879年约为1万至万担,1896年约为4万担,1906年约为万担。

四川省的鸦片生产在清朝同治、光绪年间已经较普遍。四川简阳县,道光末年乡人竞相种植罂粟。广安州在咸丰末年开始种植,而至光绪年间已经遍地开花,鸦片成为该州农产品中的大宗。四川东部的苍溪县,咸丰、同治时罂粟的种植得到了快速发展,而至光绪年间川东已“无处不种罂粟”。

到了清朝末期,整个四川,包括川东、川西南和川西北,都广泛种植罂粟,据宣统二年(1910)九月二十日《广益丛报》的记载,当时“川省百四十余州县,除边厅数处,几无一地不植鸦片者”。四川省的鸦片产量,1881年约为7500担,1879年约为万担,1887年约为15万担,1896年约为12万担,1901年约为15万担,1906年约为万担。四川省生产的鸦片数量增长很快,已经超过了云南省,成为全国鸦片产量最大的省份。

陕甘晋等西北地区。西北地区土壤肥沃,但干旱少雨,农业生产极不发达,百姓生活十分艰难。但是,这里的气候条件也适宜罂粟的生产,鸦片的品质、产量都较高,也是一个著名的鸦片产地。

甘肃省种植罂粟约在清朝咸丰、同治年间。“据同治年间陕甘总督杨昌与陶模为筹备军饷,先后奏请朝廷加征罂粟地税的上疏来看,罂粟籽入甘后被种植,约在咸丰同治年间,即公元1851年至1862年。

据1937年《民国日报》载,清咸丰时期,罂粟花满布于陕甘各县,产量日多,质品亦佳。《甘宁青史略正编》第27卷也说:“咸丰以后,鸦片由广东贩运入甘……吸者日多,种者亦日众,利厚工省又不择土之肥瘠。取液煮膏既谙其法,遂自吸食,而沿及妻孥,久之厮丐亦然,其倾家致死者不可屈指数。”

1872年,有一德国人至甘肃,发现甘肃省鸦片大量输入东、西邻省,而未见其他地方输入的鸦片,这表明甘肃省已是一个产烟毒的大省。该年甘肃全省鸦片产量约为5000担,1896年产量约为1万担,1906年产量约为万担。

陕西省的鸦片生产开始于19世纪40年代,60年代以后有了大发展。光绪时山西巡抚曾国荃奏称:“自回匪(指陕甘回民暴动)削平以后,种烟者多。秦川八百里,渭水贯其中内,渭南地尤肥饶,近亦遍地罂粟。”当时,陕西关中的渭南、泾阳、凤翔,陕北的宜川、延川和陕南的汉中等县,已经成了陕西的著名鸦片产地。90年代以后,陕西的罂粟种植面积逐年扩大,遍及陕西全省。1906年,陕西约有53万余亩土地种植鸦片,约生产鸦片5万担。

山西省鸦片种植、产量都很大。早在清朝同治年间,山西百姓即多以种植罂粟为业,开始时在山坡、地角栽种;获利后扩大至沃壤腴田,遍地种植。其时,全省罂粟栽种面积已达60余万亩;光绪时栽种面积进一步扩大,多达96万亩。(参见王金香:《近代山西烟祸》,《山西师大学报》1989年第3期)山西“通省百十有余属,几无处不种”,以至于干扰、排斥了粮食生产。

光绪八年,山西巡抚张之洞将山西罂粟栽种情况上报,指出:“晋民好种罂粟,最盛者二十余厅州县,其余多少不等,几于无县无之,旷土伤农,以致亩无栖粮,家无余粟。”山西省土壤稍贫瘠,鸦片亩产量较低,1906年全省鸦片产量约为3万担。

西南、西北各省是我国鸦片的主要产地,它们的鸦片产量约占全国总产量的八成以上。但其他各省也都大量地种植、加工制造鸦片,如1906年,直隶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,河南的鸦片产量约为万石,山东的鸦片产量约为万担等,数量也很大。

自清政府开放烟禁,允许各地种植罂粟以后,中国的罂粟产量大增,很快做到了自给自足,抵制了洋烟的进口,并对洋药造成了很大的冲击,使之进口数量逐年下降。

进口鸦片在数量降低的同时,其销售价格在国产烟土的竞争下,也大幅度降低。不论是质量较好的白皮土、公班土,还是质量稍次的其他烟土,销售价格都在下降。《海关十年报告》(1882~1891)中指出:“当鸦片进口数量只减少15%或16%时,价值的下降却两倍于这个比例。”

数量和销售价格的下降,使进口鸦片的市场越来越小,终于被国产鸦片逐渐替代了。1906年中国国产鸦片约为万担,而进口鸦片仅为万担,这表明中国鸦片的自给率也达91%以上,已经实现了自给。

然而,鸦片国产化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在晚清的特定历史条件下,清廷在客观上不能抵制鸦片的大量输入,也不能、无法防止白银的大量外流,但通过允许栽种罂粟、生产制造鸦片,却成功地抵制了洋烟的大肆输入,较为有效地防止了白银的外流,减轻了风雨飘摇中的清廷的财政危机。从这一意义上说,鸦片国产化,对清廷是“有利”的。

然而,鸦片的国产化导致了举国上下到处种植鸦片,使其产量迅速增加,价格大幅度下降,从而为更多的人,甚至更多的贫困百姓吸食鸦片提供了条件。因此,随着鸦片国产化的实现,整个中国的吸食者也迅速增加了,鸦片之害因而更加突出了。可以说,清廷实施的“以土抵洋”的鸦片政策,无疑是饮鸠止渴的政策,是以鸦片烟毒害更多百姓的涸泽而渔的政策,其危害相当大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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