舌尖上的财政:靠食盐支撑起2000年帝国

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,但从秦开始,一个偌大帝国,在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,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,这不能不说是人类 历史上的奇迹。从茹毛饮血开始,直到火的发现以后,人类才开始进入熟食阶段,而盐作为一种调味品进入人类的生活,实际是较晚的事情。

直至中国夏朝,盐还是一种仅限于贵族享受的奢侈品。到了商代,盐才为人们所了解,人们甚至用盐来治疗疾病,“以咸养脉”。周之后,盐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,“无盐则肿”。食盐作为烹饪的核心原料,《汉书》则称之为“食者之将”。

在传统农业社会,虽然大部分生产和生活资料都能自给自足,但盐却必须从外界获得,不像粮食,只要有土地和水,就能生产。在2000多年的中国历史中,食盐对个人是重要的,但对帝国更加重要。换言之,帝国财政就建立在每个人的舌尖之上。

管仲首开食盐专营

夏商周三代之时,中国还没有完全进入国家阶段。周以降,盐作为一种重要的特殊商品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变革。依靠民众供养的贵族迅速发现了这一宝贝,于是周 天子开始设立盐官。

春秋战国作为中国的黄金时代,政治经济文化都走向早熟,随着盐的普及,盐的来源日益广泛,以崤山(潼关)为界,东面以海盐为主,西面以 岩盐和池盐为主,南方则多为土盐。四川自贡以井盐而闻名,江南甚至以盐城命名。

在列国竞争的背景下,产盐的 地区和国家依靠这项自然资源大发横财。与此同时,一些商人也依靠盐而平地暴富,如猗顿就依靠贩卖河东池盐,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代富可敌国的大盐商。到了春秋 中期,法家崛起,提出“利出一孔”思想的管仲率先在齐国对食盐实行官方专营,开了中国历史上长达2000多年的食盐财政之先河。

“量其重,计其赢,民得其七,君得其三”。夺私有为官有,变税收为垄断,官府的垄断权力从政治延伸到经济领域,财政汲取能力大大增强,巨额财政利益达到了富国弱民抑商的多重效果。《管子?海王篇》中说,国家征房屋税,人们会毁掉房屋。

征树木税,人们会砍掉树木;征六畜税,人们会杀掉牲畜;征人口税,人们会拒绝生育。只有国家垄断食盐,人民才无法逃避。因此,盐就成为最理想的税收工具。人人都离不开盐,这就决定了谁也逃不了税收。

管仲食盐官营的“官山海”计划出笼后,齐国的盐价飞涨至它国数十倍。在盐专卖制度下,盐的生产、销售和定价都由官府组织执行,导致其商品属性退化。盐再 贵,人还是要吃盐,民众的财富通过盐这个媒介迅速流进齐桓公的金库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评价道:“齐桓公用管仲之谋,通轻重之权,徼山海之业,以朝诸侯, 用区区之齐显成霸名。”

从汉至唐的“盐铁论”

从齐国始,食盐成为国家统治的根本,秦时盐 利更是20倍于古。一个偌大帝国,在接下来的长达2000多年的时间里,竟然依靠普罗大众每日必需的小小调味品来支撑,这不能不说是人类历史上的奇迹。汉 元狩三年(公元前120年),汉武帝正式实行盐铁专卖政策,“笼天下盐铁”,由政府募民煎盐,食盐官收、官运、官销。

在27个郡共设盐官36处,主要分布在沿海、西北和西南产盐区。桑弘羊历任大司农中丞、大司农、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,掌管天下财政大权40余年,是盐铁 国策的主要策划者。始元六年(公元前81年)二月,在汉昭帝的主持下,从全国各地赶来的60多位民间知识分子,与御史大夫桑弘羊就盐铁官营展开辩论,这就 是著名的盐铁会议。

这次盐铁会议其实是法家与儒家的辩论,结果是鸡同鸭讲,没有达成任何结果,唯一的收获或是作为会议记录的《盐铁论》。“外不障海泽以便民用,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”,儒士们所提出这种自由经济主张,与司马迁在《史记?货殖列传》中体现的商业思想一样。

完全吻合1800多年后亚当?斯密的自由市场和小政府理论。三国时期,魏蜀吴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斗争不断,食盐几乎被视为国家的生命线,“夫盐,国之大宝也。”两晋以后,盐业专卖制度进一步加强,《晋令》载:“凡民不得私煮盐,犯者四岁刑期,主吏二岁刑。”

唐朝的盐利收入达到了“中央实际总收入的二分之一或至少达到五分之二”。为了筹措军费镇压安史之乱,唐朝始立榷盐法(榷的意思是独木桥),将盐户生产的 盐全部低价收购起来,然后再高价卖给民众。实行民制、官收、官运、官销的严厉盐政制度,严禁私煮私贩,违者一斤一两皆处极刑。

榷盐法实施后,盐价惊人上涨了36倍,每斗达370钱,而官府因此可获得120倍的超额利润。唐代刘晏任盐铁使之初,盐课岁入40万贯,大历年间天下财 政收入为 1200万贯,而盐利占其大半是国家岁入的一半。即使安史之乱平定后,榷盐法仍在继续,其他物价都在回落,只有盐价逆市日涨。

食盐专卖,盐商暴富

宋帝国曾为当时世界最富有者,盐利贡献最大。庆历年间的盐课高达715万余贯。南宋政府财政中,“鬻海之利居其半”。在食盐财政之下,北宋时期出现了“盐钞”和“交子”。作为一种信用票据,盐钞就是“用钞请盐”。

对南宋朝廷来说,包括军费在内的一切费用悉取于盐钞,故时人有语“南渡立国,专仰盐钞”。“交子”由四川的16家盐商联合印发,一交为一缗,这成为世界上最早的纸币。

元朝政府盐课最多时为766万余锭,财政支出的十之七八依靠盐利。元代的盐政更加苛刻和严密,“国家财赋,盐利为盛”,“国之所资,其利最广莫如盐”。明代军费一直居高不下,“国家财赋,所称盐法居半者,盖岁计所入,止四百万。

半属民赋,其半则取给于盐荚”。明朝政府借鉴宋朝的盐钞,以“盐引”控制食盐专卖。商人每给边关运送200石粮食,官方就给一张引票,凭此引票,商人就可以在两淮或河东换盐去卖,其中的差价就是商人的利润。

自刘晏创立民制、官收、官卖、商运、商销的就场专卖制以来,沿用855年,至明万历时代才被民制、商收、商运、商销的商专卖制所取代。此后绵延300余年官督商销权力寻租的红顶商人时代亦自此开启。清朝实行官督商办,就是国家只出售限量的许可证,而不直接买卖食盐。

在完全的垄断体制下,乾隆时代食盐的购价与销价相差3-4倍,年利润率则高达194.1%。有清一代,盐商垄断盐引的情况远比明代严重得多。依靠对食盐的特许经营权,盐商完全有别于普通商人,与朝廷和官府的关系要密切得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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